道格·桑德斯尋訪“世界民工”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骯臟腐臭的貧民窟……頭頂上滿是電線和有線電視的線路；廢水從水泥地涌出，流過房屋四周，沿著開放的水溝灌入一條臭氣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橋梁下……你也許會認為這里是窮人迫不得已的棲身之地，是這個龐大的國家里遭到社會摒棄的失敗者最后的容身之處，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過，你一旦從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徑，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質，在山谷頂端，在每一扇窗戶的后面，在每一棟水泥房屋粗陋的門口里面，都可聽到生產中的當啷作響。

    15年間，重慶市郊的“六公里”，由70人的村莊變身為12萬農民工進城的“落腳地”。

    加拿大記者道格·桑德斯，翻山越嶺挖到中國這個“官方記錄上不存在的地方”。關于“六公里”的變遷史，成為他的力作《落腳城市》的開篇。

    “落腳城市”是桑德斯特意使用的一個善意詞匯，指農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腳并聚集定居的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形態是人們所謂的貧民窟或城中村，但他認為，“貧民窟的稱呼不公平，也不準確。這些地帶慘遭暴力與死亡的打擊，備受漠視與誤解，但同時充滿了勤奮與希望的動力，它們往往是移民到達城市的第一站，也是新生活的起點”。

    由于工作緣故，桑德斯足跡遍布五大洲16個國家近30座城市與鄉村。2007年，他從歐洲出發，尋訪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發達城市的隱秘角落，又在亞非拉幾大洲深入接觸包括孟買、內羅畢、里約熱內盧等地的底層平民，記錄了全球數十座“正在創造著歷史、但卻普遍遭到歧視”的“落腳城市”。成書前的3年間，他與口音、膚色、裝束迥然不同的人們交流，發現“世界民工”有個共同特點：離開貧窮的鄉村老家，揣著謀生和發達的渴望，來到城市苦苦拼搏，目的是在城市里為自己和子女爭得一塊立錐之地。

    “如果這本書有個核心問題的話，那就是人們怎樣從鄉村泥地小屋一步步遷徙進城市成為中產階級。”桑德斯給《落腳城市》取了個副標題：最后的人類大遷移與我們的未來。“這片由鄉村移民在城市里構成的飛地，位于我們的視線邊緣，存在于旅游地圖之外，卻已成為這個世界下一階段發展的場景。”

   
從伊斯坦布爾到重慶，尋找城市飛地

    4年前在伊斯坦布爾，桑德斯搭的車沿著泥濘顛簸了幾個小時，最終停在一個名叫“后宮”的客運車站。那里，炭烤餐點的攤主們在高聲叫賣，拿著大包小包的熙攘人群正試圖擠出一條自己的路；這是伊斯坦布爾，甚至整個土耳其城鄉人口轉變的起源。

    他走過低矮的水泥房屋，從街邊小販那里買了幾個芝麻包，繞過地上一堆堆行李……心中升起一個困惑——怎么會有這么多人從農村涌向這里？

    這個車站，成為桑德斯解密之旅的開端。

    1997年，他曾采訪81歲高齡的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落腳城市》的寫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她的啟發。“事實上，我們（在多倫多）是鄰居，常見面，還是關系不錯的朋友。”模仿簡·雅各布斯的筆調，桑德斯在伊斯坦布爾寫下新作首個標題：一座落腳城市的死與生。

    然而，寫一本關于全世界農民城市的書，開篇得有個更特別的例子。他腦袋里冒出了當時研究城市發展的學者們口中的高頻詞：中國、重慶。

    在中國山城，桑德斯認識了紀錄片導演范立欣。當時范正在拍攝《歸途列車》，講述一個廣東農民工春節返鄉的故事。因對農民工的共同關注，兩人一拍即合。范成了桑德斯在重慶的“司機”，他不僅讓這個老外愛上了擔擔面，也讓他注意到重慶的棒棒軍。

    每天早上，桑德斯搭車從市中心解放碑出發，尋找重慶周圍的“城中村”，偶然認識了采草藥的老人徐欽全，徐帶他到了市郊四車道公路旁的小村莊“六公里”。當地人很喜歡這個愛笑的外國人，跟他滔滔不絕聊起自己的收入、孩子和對未來的打算。“中國貧窮鄉村的人們和別國的不同，他們簡單、質樸，不排斥采訪，當然也可能沒什么隱私的概念。”

    他們之中有做洗浴木桶的，有搞建筑施工的，也有翻新變壓器的。32歲的濮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六公里”的素面水泥方塊里租了間房，屋里有盞赤裸懸掛的白熾燈泡。從家鄉出來5年了，常為每月300多塊錢的房租發愁，好不容易攢夠把家人接來城里的錢，61歲的老父親卻突患怪病，近在咫尺的夢想遂成泡影。

    焦慮的濮軍懇求桑德斯回老家替他看望家人，他們在300公里外一個鮮為人知的四川小村莊。“水林，只是當地人這么叫，其實在地圖上找不到它的名字。”近些年，村里人都往城里跑，空巢的鄉村，只剩下濮軍家的兩個孩子和老人。

    “她正在給爸爸打電話。”桑德斯指了指照片上的小女孩濮冬琳。

    4歲的濮冬琳趴在簡陋的床板上，兩頭豬就躺在她身邊；這個家中，還有6歲的哥哥和56歲黝黑瘦削的奶奶。他們所住的二層小樓，是在外打工的濮軍攢錢蓋起來的；小樓有些殘碎，汶川大地震時樓頂磚塊被震落了。

    桑德斯說，濮冬琳的母親也在“六公里”打工，但已和濮軍離婚。中國約兩億農村流動人口都過著集體生活，他們在城市沒有戶口，買不起也租不起房子，這導致3億人口的家庭離散；已婚夫妻打工而兩地分居，性壓抑成為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離婚現象在世界各地的落腳城市都不罕見：從鄉村到都市生活的過渡階段，對婚姻是一個極為沉重的考驗。”

    民工們普遍依賴“電話訴衷腸”。在孟買，桑德斯碰到來自鄉村、正存錢買手機的桑杰，“他們村里已有七八個人擁有這種東西。在這個滿是非正式工作與簡陋商店的城市世界，手機已經和煤油一樣，成了窮人生活的必需品，不僅僅是他們聯絡家人緩解鄉愁的工具，甚至也是他們枯寂生活中唯一的娛樂來源。”

    家人離散，“留守兒童”的成長也令人憂心。在孟加拉達卡的卡拉伊爾，“數千名兒童赤腳跑在街上，不是涌入兩片泥土空地玩耍，就是到唯一的一家電玩游樂場去。這些孩子都沒人照管，因為他們的父母都必須到湖泊對岸去從事縫制衣物或家事服務的工作。在這里，兒童托育及小學的資源都少得可憐。”中國的濮冬琳們，除了春節能見到父母，基本跟著祖父母長大，祖孫依賴的形成，使“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時期就必須面對這些代理父母的年老與死亡，年紀輕輕就失去唯一保護及愛護他們的人”。

   
回不去的鄉村，已成空巢

    “這里有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回想下我們每個人住在那種泥地小屋是多久以前的事？對于我來說是兩百多年前，在歐洲，但對世界上大部分人來說，這還是非常新近的一件事。”

    從陶淵明的田園夢，到梁漱溟、費孝通闡釋的“鄉土中國”，依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始終是社會秩序的主流。但在桑德斯看來，城市化是必然。“作為城里人，開車去鄉村享受休閑時光很愜意，但這只是人們對鄉村的浪漫想象。進城的農民不這么看，他們眼中，鄉下生活是一種單調乏味乃至枯燥的生存狀態。沒有農民想讓自己的孩子在街邊賣菜，或是讓自己的孩子去工廠工作。他們會希望孩子成為大學教授，實在不行在工廠做工也比做農民好。”

    在中國的鄉村，最大的收入來源不再是農業收入，而是城市匯回的金錢。“這些錢大多用于支持鄉村的家園，因為鄉村已成為兒童托育及長輩退休養老的處所。”桑德斯給出一份數據，指出使農村經濟達到自給自足水平的人口其實只需4%~20%，“世界上農業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反而是農業人口占比例最低的，只有4%~5%。”而在中國，前不久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城市人口比率大于農村人口，已達51.27%。如此看來，不但是出門在外的游子回不去了，恐怕中國村莊本身也回不去了。

    “人口遷居城市也許摧毀了小農生活的樣貌，但我們絕不該因此以為鄉村只要與城市斷絕往來即可保持平靜。我在驕陽炙人的印度中央地區就鮮明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那里的一座村莊，同樣滿是泥土與牛糞的小屋，卻因為在外墻上漆了一塊來往車輛都可清楚看見的招牌，而在周遭的村莊中顯得特別醒目。這塊招牌寫著：‘本村出售中，含所有房屋、牲畜及牧場。’”

    在甘地發起印度獨立運動的瓦爾達地區，這個只有270人的小村莊朵利正在出售。農地面積縮小，收成衰退，只能以借貸方式購買昂貴原料，加之電力等現代化支出，當地農民家庭普遍過著負債累累的生活，認為在土地上耕作還不如住在貧民窟。“這里的男人都是等到傍晚時分，走到自己的田地，坐在地上，望著周遭這片干旱貧瘠的土地，然后仰頭灌下一升的農藥。”1995年至2004年間，當地男性農民自殺率呈四級跳趨勢。

    “鄉村的命運主要取決于國家如何經營大城市，以及為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樣的權利與資源。另一方面，城市與國家的命運通常也取決于他們如何對待鄉村以及從鄉村移出的人口。經營不善的落腳城市可能把鄉村變成一座監獄，經營不善的鄉村則可能導致落腳城市失控。”

   
城市“瘡疤”，或可愈合

    “落腳城市帶給我們的終極教訓，就是這種小區不會單純附加在都市的邊緣，而是會成為都市本身。至于是以建設性還是破壞性的方式達成這樣的結果，則要看我們如何介入。”經過3年追訪，桑德斯感觸頗深。

    在伊朗德黑蘭，政府清除首都附近的邊緣小區，把原來暫時安頓的社群毀掉，令他們重新變成流民，種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而西班牙政府對“非法”移民開放公民身份與房產持有權，不僅杜絕了在城市郊區帕爾拉萌生遭邊緣化的階級，而且獲得每年50萬人的勞動力，深受其益的當事人林塞奈丁說，自己甚至有了一種“歸屬感”。

    桑德斯并非對落腳城市的問題視若無睹，但他對鄉村移民的作用持正面看法，認為他們“通常比土生土長的城市居民志向更高”，更具“堅韌”的品質。例如清除圣馬塔黑幫勢力、令這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地方重獲新生的巴西總統盧拉，就出身于貧民窟。

    “落腳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意志力最為強烈，但他們卻也最欠缺門路，在經濟的平滑崖壁上找不到能夠抓握的憑借。”桑德斯認為，這個“門路”的提供者應該是政府。

    桑德斯對改革先驅深圳的考察頗具意味，在他筆下，這是一座“無法落腳的城市”：官員埋怨外地民工在工廠外沿住宿的外圍小區，可當這些小區被拆毀后，深圳的經濟發展反而停滯，勞動力流失導致20%的工人短缺，政府持續提高最低月薪，但并無明顯效果。從馬尼拉政府消滅貧民窟的政策中，桑德斯發現了相似的問題，關鍵是政府趕走了提供經濟活力的鄉村移民。“由于落腳城市普遍遭到誤解與猜疑——經常被人鄙夷為停滯不變的‘貧民窟’，而不是變動活躍的地區——以致各國政府在過去60年來都一直致力于遏阻落腳城市的形成。”

    2008年桑德斯在深圳演講，學者秦暉提出“鼓勵貧民窟發展”的觀點，一時引發爭議。2012年4月，桑德斯與秦暉就此進行深入交流，秦暉強調：“老實說，世界上沒有人會說貧民窟是個好東西。但是比貧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我覺得是家庭離散。……我當時就說深圳應該對這些人有更多寬容，如果你不能給他們更好的住所，你就不要把他們很差的住所給摧毀了。”

    2008年起，桑德斯完成了關于全球中產階級形成的系列報道，其成果構成《落腳城市》中的章節——“遷徙的終點：從底層到中產階級”，他得出結論：“要促成社會流動，為貧窮的鄉下移民開創通往中產階級的道路，就必須對民眾廣泛持有的私人資產開放自由市場，也必須有個強大而且具有決斷力的政府愿意重金資助這項轉變。”

    “但有趣的是，中國不是缺乏這兩個條件，而是過多地實現了這兩個條件，一些極端現象反而弱化了功能的發揮。在中國，沒有處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私人部門和完全政府控制、集中計劃之間的中產階級。落腳城市的發展，很多方面需要考慮，包括人們維持生計的小本經營。在這過程中，更多是他們自己決定，而不是政府掌控。而市場又有一定盲目性、任意性，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扮演其角色，尤其是在落腳城市，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公共交通體系來扶持才能改善其發展。”

    “所以，中國政府應該借鑒經驗教訓，在其中起到一個幫輔作用，像園丁一樣為市場提供養分、水和陽光。這本書其實更多是社會民主型的考量，我相信自由市場，同時也相信有作為的政府，但這兩者之間應該結合起來去輔助對方。如果存在問題，或是某一個落腳城市失敗了，那原因就是兩者之間的平衡沒做好。”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