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榮堅：讓執法理念回歸本位

一般來說，一個城市的交通監控設施基本上是固定的，通過這里并發生違章的司機絕大多數是本地人，在被處罰之后不可能不產生約束力。那么，為什么這些固定的設施對那些特定的人群沒有警示作用呢？這期間不排除外地司機因地形不熟造成的違章，還有一些剛剛拿到駕照，不能熟練控制車速的新手。但是，這些畢竟是少數，不可能是違章的主力。我們首先要承認目前司機隊伍的參差不齊和國內汽車文化的不成熟。但是，執法者對違章抓拍設施的安裝也不能說不具有可操控性。其間透出的價值取向也不能排除創收的嫌疑。比如說，一些攝像頭就安裝于下坡且開闊的地段，有些攝像頭安裝在道路指示牌的后邊，不同路段的違章速值差別很大，等等。據說，某省的高速公路在特定路段連續變換速度限值，導致過往司機稍有疏忽就會違章超速。
    由此看來，司機違章受罰固然是罰沒收入的來源，但是，違章監控設施的設置也頗具耐人尋味的機巧。那么，是什么原因讓監管者在監控設施的設置上傾向于容易違規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違規罰款與監管成本與收益的關聯性。據說，有的地方財政部門就將違章的罰款返還給交警部門，個中奧妙可謂不言自明。
    一般說來，違章與治理違章帶有博弈色彩。司機上路具有快速并不希望受阻的主觀沖動，監管方有保障交通秩序的職責與權力，顯然，這種博弈是伴隨文明社會的進程的。從執法角度講，制約駕駛者違章的方法很多，比如減少其上路時間或者增加其喪失資格的風險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當然，將經濟利益作為制約手段也已經被事實證明是有效的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事情往往具有雙重性。利益參與的博弈必須考量規則準確性，這期間要求博弈雙方都要對規則具有發言權和知情權，而且，規則的制定者應該是第三方，即不能在規則中獲取任何利益。否則，很難保證規則公正，也就很難保證博弈的公平。
    傳統的執法理念往往否認違法者與執法者的博弈，原因是執法者把自己當成是法律，誤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這樣一來，違法者自然是邪惡的化身。如此先驗的角色充滿了想當然色彩，再去討論公正與公平自然是多余之舉了。事實上，違法與違規對每個參與社會活動的公民來說都具有可能性，法律的本意是保障社會秩序，自然也要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和打擊違法犯罪。保護合法權益和打擊違法犯罪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即準確認定違法事實既是處罰恰當與否的前提，也是保障權利的手段。我國將“犯罪分子”稱謂改為“犯罪嫌疑人”已經體現了這個法治理念。然而，將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理念貫徹到所有執法實踐中，還是一個艱巨的過程。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人們的全部活動都可用經濟成本和收益來權衡，社會管理者抓住經濟主線強化監管無疑是抓住了管理的一大要點。然而，公共管理的公益屬性決定其結果不具有獲利性，至少，公共管理的動機不能摻雜獲利成分。當然，這里所說的獲利動機是與監管參與人個人利益相關聯的價值取向。
    恰當地增加違規者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是社會監管的本質意義。但是，因為監管者的獲利動機而導致違規者承擔不應有的成本，就是社會監管走向公平正義的反面。市場經濟初期，政府部門在設置上對局部利益和執法積極性方面有所考慮，其現實意義往往掩蓋了制度缺陷，但是，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那種將職能和生存相捆綁的激勵模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國家公務員的考核機制在逐步完善，在激勵的同時，還有嚴格的約束機制。所以，讓執法理念回歸本位，建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已經非常必要和緊迫了。《中國質量報》

利益是原動力